中国古代思想界有三大核心思想——儒、释、道。因信奉者的偏好,不免各有轩轾。(如《喻世明言》中说:“从来混沌剖判,便立下了三教:太上老君立了道教,释迦祖师立了佛教,孔夫子立了儒教。儒教中出圣贤,佛教中出佛菩萨,道教中出神仙。那三教中,儒教忒平常,佛教忒清苦,只有道教,学成长生不死,变化无端,最为洒落。”)但整体而言,他们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照亮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天空。
封建社会中,佛教与长期与儒家、道家并称,“儒释道”一起成为在中国古代精神领域中的支配性思想。对它们的功效,宋孝宗总结说:“以儒治国,以道养生,以佛修心。” 元仁宗说:“修身治国,儒道为切;明心见性,佛教为深。”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治国形式,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切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体系(从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再到炎黄子孙,所有的中国人都组成了亲属关系),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及社会的太平。
炎黄二帝像与儒家讲究“学而优则仕”,积极追求仕进求治天下之旅相比,道家更重视养生及研究自然,出了很多隐士及专业性人才如“道医”等,他们还讲究无为清静,少干扰,不折腾,创造让百姓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有益补充,如姜子牙治齐的“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及西汉初年的“黄老之道”等。
但中国先秦诸子的学说中缺乏心性之学,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公治长》)所以佛教对心灵世界的关注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补充,引起了中国古代许多名人的重视。
子贡佛教起源于今尼泊尔地区,在秦汉时期传入中国。最初主要在下层民众中间传播,尚未引起上层文人士大夫的过多关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儒家地位受到冲击,佛教开始大规模地传播开来,在唐代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形成了众多的宗派,尤其以中国化的禅宗最为盛名,对中国文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是一门关于心灵超脱的学说,它的核心价值观包括“空、缘、度、心”等方面。“空”是佛教价值观的基石,它以“空幻”为核心,强调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非生命的本质,超越它们的束缚,不过分执着才能获得精神境界的提升。佛教有几句关于“空”的耳熟能详的俗语,可谓是妇孺皆知,如“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西游记》中主人公的名字也叫“悟空”,可见“空”在佛教中的重要含意。
缘也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价值观,它以“因果”为核心,强调事物发生联系及变化的依据。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听到“缘”这个概念,如“缘分”、“缘法”等。佛教认为凡事皆有因果,物质与精神等事物,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处于一种“无常”的“空无不实”变动状态。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与变化都是依据一定的缘法而发生,不能独存,所谓“真空生妙有”,“缘聚而生,缘散而灭”,“既种业因,便有业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显示出劝善抑恶的精神建构。
“度”以“度化”为核心,指帮助生命摆脱苦难,获得超脱的行为。佛教主张“普度众生”,强调积极入世,爱护生命,度化世人,在实际生活中行善以达到心灵世界的圆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涯,回头是岸”,“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日日是好日”,“日行一善”等格言,都是这种入世精神的体现。大乘佛教还讲究度化鬼魂,古代请和尚念经作法事对亡灵“超度”,就是希望他们帮助死者的鬼魂摆脱轮回的苦难,获得解脱。
“心”的价值观以“修心”为核心,指加强精神境界的修炼提升,“直指人心,即心即佛”。中国人所创的佛教经典《坛经》认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任何人都不能侮辱、歧视别人;只要真心向善求佛,无论耕田、种菜、做买卖都是修炼的手段;不能时时反省,发现并养护自身的佛性、智慧及觉悟,佛祖也没办法渡化人成佛。
释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留下了上千部佛教经典,这对中国传统学术思维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相对而言,中国的儒家与道家的著作大都篇幅短小,形象性强而说理的严密性则有所不足。孔子“述而不作”,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佛教思想及著作的传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启发意义是非常大的。中国第一部大部头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就是在佛经启发下编著的。对心灵世界的关注是佛教的一大特色,这种思想不仅为汉语贡献了世界、刹那、觉悟、意识、忽然等词汇,而且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对人们摆脱烦恼,享受心灵世界的美好起到了重大作用。禅宗对中国学术(如理学、心学等)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深远影响。
唐朝时期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曾在中国传教,但最后只有佛教大面积流行并和中国文化广泛融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个现象与佛教的特点及其与中国文化土壤的特点是分不开的。今天重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不重新从儒释道三家思想中去寻找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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