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到底是不是佛说的？一位网上的佛友做出了如下的理解和揭示。

关于这个问题，印顺大师有个说法，认为大乘非佛说！因为按照佛陀言教，很容易作出判断。佛陀在正法真经中说：“法是直接可见，请你来见，不待时节，通达涅槃，有智者应该亲自证知”“优波离，你了解的法中，这些法不趋向彻底的厌离、无欲、止息、宁静、直观智、自觉醒、也不趋向解脱。”从这些中，你可以确认：这不是法，这不是律，不是师尊的教导。

而有些佛友却理解错了，他们认为“至于你了解的法中，这些法应该趋向彻底的厌离、无欲、止息、宁静、直观智、自觉醒、解脱。”由此得出的是，你可以确认:这是法，这是律，这是师尊的教导。

而大乘的所谓菩萨道明确说：要不趣涅槃解脱，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大乘非佛说！

虽然大乘经论非佛宣说，但大乘的一些经论中夹杂有或多或少的佛法真理。所以我们要反对一棍打死大乘经论。相比于比较纯朴的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就是染污变味的佛教。尤如一碗新鲜的白米饭和一碗变味的含杂质的米饭放一起，我们该选择哪一碗？除非饥饿得头眼睧花，失去分别力，肯定都会选择新鲜无杂的白米饭！同理，一个聪明有慧根之人，一定会选择上座部佛教！那些选择大乘相法的人，则是睧头瞎脑，没有择法慧的人！

我们写这些，旨在提醒人们正确择法，我们反对任何的迷信，反对一棍打死大乘的行为，更反对来全面诋毁整个佛教的无智人！

印顺大师早年出家，毕生研究佛教三藏，他才是佛教界的泰山北斗！印顺大师等才是对佛教最有发言权的人。印顺大师的判断没有错：大乘佛教非佛说！

其他反对印顺大师的人都是不求实际，思想僵化固执，明则保身的人！他们唯唯喏喏，人云亦云，不敢说真话，不敢维护真理，不敢为学佛的众生而仗义直言，眼看众生陷入迷信的泥沼而不知救度。我瞧不起这样的伪大师！

许多反对印顺大师的人，其实就是些搞不懂佛教真理的愚痴人！自己不懂又自认为很懂，没有自知之明，所以就厚颜无耻的反对印顺大师！

为了更好的了解印顺大师的人间佛，哲学诗画为大家整理了下面的一篇，一起开悟进入。

一，印顺大师的佛学本土化

印顺认为，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几个特征，如无往而不圆融的至圆，只求离此浊世的至简，不事渐修和藉师自悟的至顿，以及老庄化、玄学化等等是导致佛教在近代陷入危机的内在原因。为了对治这些问题，他按照印度初中二期佛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在太虚人生佛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其人间佛教的论题核心与理论原则。

佛教在中国原本是一个“外来宗教”，可是在与本土宗教和文化的长期交融中，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宗教，并奠定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中国文化格局。印顺大师认为，佛教在近代中国一度走向衰败的原因，除了庙产兴学的冲击、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基督宗教的扩张等外部因素外，更主要的内在原因则是由于佛教内部长期累积的一些弊端，如逃禅避世、义学凋敝和偏重天神死鬼等等。

印顺大师深刻的洞察出，印度佛教走向衰亡的原因除了8世纪印度教复兴和14世纪回教入侵外，还有更重要的内在原因，即后期印度佛教(秘密大乘)一步步脱离初期和中期佛教“以人为中心”的原则，蜕变为以“欲界的低级天神”为中心的佛教。

造成这种蜕变的思想根源有三：

1，从对西方阿弥陀净土的信仰中衍生出的消极避世思想；

2，从婆罗门教的神我观中发展出的“真常唯心论之末流”及其“佛梵一如”倾向；

3，从其他邪门外道中吸收来的鬼神迷信。

借鉴印度佛教的兴衰来纵观中国佛教之流行，印顺发现，汉传佛教原本没有像藏传佛教那样，从一开始就有“完全天化”的倾向，而是更多表现出印度初期和中期佛教的“声闻倾向”和“人菩萨法”，但唐宋以后直至清朝末年，由于专修“往生西方阿弥陀净土”的法门和如来藏一系的经典凭借其简便易行和教说通俗而在中国广传，从而导致中国化佛教的义理思想和思辨之风日下，而“只求离此浊世”的消极态度和“简陋贫乏如田舍郎”的修持方法则大行其道。受其影响，后来的佛教各宗派均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理论上的“至圆”、方法上的“至简”、修证上的“至顿”三个典型特征。这三个典型特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幻想以极少的功德修行来证得无上的果位，而不愿遵循从“人菩萨”人手的平实艰苦的修行法门。在他看来，它们与“印度禅成为中国禅”的过程中出现的老庄化、玄学化一起，构成了佛教在近代走向衰败的内在原因。

二，对无往而不圆融的反思

在《印度之佛教》一书中印顺指出：“《楞伽经》以外道之真常不思议，但由推论比观得之，即观生灭无常而推论想象有真常超越之本体，为大梵，为小我。佛教之真常妙觉，则以圣智现证得之。《涅柴经》以外道常、乐、我、净之大我，系远闻古佛真常大我而误解者，彼实未尝见我。然就印度思潮观之，则佛梵综合之势已成。”

一些中国佛教徒非但没有汲取印度后期佛教因为“无限的宽容性”走向衰亡的教训，反而将这种无原则的“圆融方便”及其导致的“佛梵一如”或“天佛一如”倾向当作法宝加以继承，发展到最后竟然把中国旧有的一切鬼神崇拜之术以及占卜、咒术、护摩、祈求等民间迷信都当作种种方便而融摄进来，从而严重背离了释尊所创的原始佛法“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和《增一阿含经》中“诸佛世尊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的精神。在印顺看来，《增一阿含经》的这句话不仅足以反驳当代国学大师梁漱溟等人对佛教“不关心此地、此人”的批评，而且说明了纯正的佛法必须是立足于现实人间的人乘正法，而绝不是秘密大乘的“天菩萨法”。

三，对只求离此浊世的反思

印顺认为，佛教在近代中国陷入衰落的另一个内在原因在于，某些中国佛教徒因为崇尚简易的心理及其对净土信仰的片面理解而产生的一种“至简”的修行方法，即尽可能地“少求福慧双修”和“不求自他兼利”，而一心只想着通过念佛等简易法门来求得阿弥陀佛或弥勒佛的“他力护持”，进而达到“只求离此浊世”的目的。

为了从思想根源上纠正这种“至简”的修行方法及其导致的逃避现实的态度，他首先对净土信仰在印度佛教中的起源加以了历史性的考察。他明确指出，净土的土字在梵语中的原文是刹土，即世界或地方，所以净土的本意是没有污染的地方。而净土信仰作为佛教的一个重要法门，并非为大乘所独有。

因此，中国佛教徒在追求净土时，不应该只像小乘那样重视身心清净，而应同时强调对世界的清净要求。只有庄严世界，福慧双修，才能逐渐达到圆满。然而，很多中国佛教徒在谈到净土时，一心只想着往生代表佛果的西方阿弥陀净土，却不愿关注代表因位时修行的东方阿柴佛净土，从而也看不到无量的佛果必须从菩萨的智证和理性的彻悟中慢慢修来，变得与一般神教的唯重信仰一样了。

有些佛教徒干脆遗忘了这个难以实现的人间净土，而只剩下求生兜率净土的愿望，甚至认为求生兜率净土比求生西方阿弥陀净土还容易。在此思想的支配下，他们变得越来越“少求福慧双修”和“不求自他兼利”，并最终变成“只求离此浊世”的逃避现实者。

四，对不事渐修和藉师自悟的反思

如何对待在“真常唯心论之末流”的经典的影响下产生的“不事渐修”、“不立文字”和“藉师自悟”的心态？

对于这个问题，印顺首先将大乘佛教判定为“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三系，并将中国化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和华严宗皆归于“真常唯心论”一系。对于“真常唯心论”本身，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但是对于带有“佛梵一如”特征的“真常唯心论之末流”，他则在总体上持批评态度。

印顺一直认为，达摩所传的“实相之心”乃至后世禅师所说的“自心是佛”和“即心即佛”等词句都体现了“即心即性、即寂即照”的真常唯心论的本意。就此而论，他们与华严宗并无根本区别。至于后世禅宗不像达摩那样用真常唯心论的重要经典《楞伽经》来印心，也不意味着他们已然放弃了《楞伽经》中的唯心论，而只是因为禅宗在六祖之后道流南土，多少融摄空宗之方法而已。日子一久，不免数典忘祖了。

禅法早在禅宗“五代相承”的时期便初步形成，并在五祖弘忍的东山法门中得到正式确认。东山法门的禅法有两大特征，首先是开始重视禅宗法统之传承；其次便是正式确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以心传心”原则。当六祖慧能开创的南宗禅法兴起之后，中国禅宗虽然在表面上出现了一种把《楞伽经》中的“如来禅”与慧能弟子所说的“祖师禅”区分开来的趋势，但在事实上，这种趋势却是对东山法门的两个特征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一方面，肇始于南宗沩山灵佑门下的“祖师禅”反映了慧能之后的南宗弟子更加注重其“祖师”的地位从而把佛陀本身的律制经教置于次要地位的事实。另一方面，对藉师自悟的“祖师禅”的强调和对出自经文的“如来禅”的轻视又进一步强化了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以心传心”原则。

这些因素导致了“融化梵我”和“意向不纯，戒行不净”的弊端，而且更严重的是导致了“不事渐修”、“不立文字”和“急求自证”的浮躁心态的出现。 六祖慧能开创的一代宗风“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其本意固然很好，但却没能预知到后来所可能出现的越传越偏的危险。这种风气不仅不利于佛教对外界的各种批评做出系统有力的抗辩，而且妨碍了禅师们去潜心研究佛教的义理精髓，从而只能给后人留下一堆难以把握的无头公案和传灯语录。在一些“意向不端、戒行不净”的禅宗末流中，由此导致的各种混乱粗俗状况显得尤为突出。例如，从“师徒互打”发展到“呵佛骂祖”，甚至发展到“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等。

五，对老庄化和玄学化的反思

印顺认为达摩禅在唐宋之后走向了一种彻底的老庄化和玄学化，这种彻底的老庄化和玄学化主要是通过后世禅宗对法融的牛头禅的“融摄”而实现的，因为，“牛头禅的标志，是道本虚空，无心为道。被称为“东夏之达摩”的牛头初祖法融，为江东的般若传统——本来无，从摄山而茅山，从茅山而牛头山，日渐光大的禅门。牛头禅与江东玄学，非常的接近。牛头宗的兴起，是与即心是佛，心净成佛，印度传来的东山宗相对抗的。曹溪慧能门下，就有受其影响，而唱出即心是佛、无心为道的折中论调。曹溪禅融摄了牛头，也就融摄老庄而成为——绝对诃毁(分别)知识，不用造作，也就是专重自利，轻视利他事行的中国禅宗。

佛教的老庄化和玄学化带来的危害除了诃毁(分别)知识，不用造作，也就是专重自利，轻视利他事行外，还导致了禅宗末流的山林气息。净土的本质是重来世、重死后，而不注重今生今世的实际安乐，这可以称之为来生的佛教。而禅宗则是趋向山林静修的山林佛教，虽说什么地方都可参禅，但实际上所有禅宗的丛林都建立在人迹稀少的深山里面。在这种情形下，重义理的宗派在多圆融、少批判的思想下衰落了，而禅、净这两个盛极一时的宗派，却一个倾向山林，一个倾向来生！二者一个消极，一个悲观，全都成了忽略现实、脱离社会的佛教。

六，印顺大师的对应之道

对中国佛教的异变，印顺大师提出了自己的对应之道——建立和发扬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的五个现实来源：

1，对《三论》与唯识法门的研究心得；

2，太虚法师的“人生佛教”思想、“人间净土”理想和“与时俱进思想”；

3，《阿含经》和《广律》所含的现实人间的亲切感；

4，借鉴日本佛学家的治学方法；

5，梁漱溟等新儒家学者的辟佛风尚；

太虚的人生佛教具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治”的意思，即对治中国佛教末流偏重“死”和“鬼”的特征及其引起的流弊。第二层则是“显正”的意思，即按照佛教的“人乘正法”去理解和重视现实的人生，并由此修成大乘的菩萨行果。

对人生佛教的这两层意思，印顺是赞同的，但他认为太虚在对治方面做得不彻底，因此要建立一个彻底对治的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出发点是人，而不是秘密大乘佛教所宣扬的“泛神化的佛法”。在《佛在人间》和《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等论著中，印顺把“人间佛教”的思想要旨归纳为四方面：

1，核心：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修菩萨行，由菩萨行圆满而成佛。

2，原则：法与律合一、缘起与空性的统一和自利与利他的统一。

3，时代倾向：充满生命力和增进向上的青年时代、以出世心做人间事的处世时代、以健全的组织来从事利他而自利的集体时代。

4，修持心要：菩萨行应以信、智、悲为心要，依此而修有利于他的，一切都是菩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