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个词汇的含义从单纯走向复杂，也会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差距」就是这样的一个词汇。

三十年前的中国差距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明显的社会差距，可是我们每天都在讲差距，用一种空洞的方式讲述着空洞的差距。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思想上的差距，这样的差距是与雷锋这些先进人物相对照。「学先进，找差距。」是当时的流行语，我们每天像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地说着「差距」一词，陈词滥调如同车轮一样转了一圈又一圈。从我们小学到高中的作文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在一遍一遍重复写道，如何在雷锋精神指引下缩小思想差距，帮助邻居老太太到井里去提水上来。高二的时候，我们的一位语文老师实在忍不住了，手指敲打着堆在讲台上的作文簿，开导我们：「你们已经为邻居老太太提了十年井水了，为什么不换一个例子？替邻居老大爷上街买米。」

三十年后的中国差距

三十多年后，我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差距，当然已经不再是空洞的思想差距，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差距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发展差距、收入差距、分配差距等等。巨大的社会差距必然带来过激的群体性事件和个体行为。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进程，虽然发展缓慢，经济效益低下，可是社会差距确实是在不断缩小。毛泽东始终没有解决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从一九七八年的三千六百四十五亿元增长至二00九年的三十三万五千三百五十三亿元，增长了近一百倍。然而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被缩小，反而拉得更大。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二00七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扩大到了三点三三比一，绝对差距达到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官方没有公布二00九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的数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在继续扩大。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0年代的中期，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0年代中期，中部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同样的中国人，同样的可口可乐，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竟然有着十年的时间差距。

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一边是灯红酒绿，一边是断壁残垣。或者说我们置身在一个奇怪的剧院里，同一个舞台上，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

当LV，Gucci等著名品牌的大楼纷纷键立在中国城市的繁华街区，当上海奢侈品展、广州奢侈品展、深圳奢侈品展等奢侈品展览会接踵而至，而且大获成功，以深圳奢侈品展为例，几天时间三大种类品牌的奢侈品销售额超过两亿人民币。于是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在眨眼之间已经从一个奢侈品加工基地，变成一个奢侈品消费基地。金融危机让奢侈品在传统的欧美市场遭遇寒潮，可是在中国市场仍然表现火爆。

二00九年三月，美国ICSC发布报告称，二月份美国奢侈品零售商同店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十九点二，比整个零售业降幅高百分之十九点一。自二00八年六月以来，美国的奢侈品销售就一直是零售业绩表现最差的板块。而不久前来自高盛的一份报告称，二00八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的年增长率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到二0一五年，其年增长率将约为百分之十，届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有望超过一百一十五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约占全球消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中国品牌战略协会的研究报告更为惊人，目前中国有能力购买国际名牌的消费人群达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三，二0一0年将达到二点五亿人。

与此同时，贫穷和饥饿也在中国四处弥漫，令人伤心的故事不绝于耳。一对失业已久的夫妇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在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水果摊，儿子在众多品种的水果里看到了价格便宜的香蕉，请求父母为他买一根香蕉，只要一根就行。可是贫穷的父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仍然不够买一根香蕉，只好把孩子从水果摊前强行拉走。孩子放声大哭，他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香蕉，他差不多忘记了香蕉是什么滋味。他在伤心的哭声里被父母拉回家中，继续自己的哭泣。孩子持续不断的哭声让父亲恼怒了，父亲动手揍了他。可是孩子仍然坚强地哭泣着，母亲跑过来推开父亲，父母因此争吵起来。父母之间逐渐激烈的争吵和孩子喊叫着「香蕉」的哭声，让这位父亲突然感到了悲哀。悲哀的情绪又迅速演化成了仇恨。这位父亲仇恨起了自己，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连儿子想吃一根香蕉的愿望都不能满足。这种仇恨的情绪让他走到了阳台上，没有回头就纵身一跃，跳下了十多层的高楼。他的妻子惊叫着夺门而出，跑下十多层的楼梯，看到丈夫躺在水泥地的血泊里。她跪在地上努力抱起丈夫，哭叫着他的名字，他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丈夫的生命已经结束，她突然变得平静了，不再哭叫，放下丈夫的身体后，起身走回楼里，表情木然地走进电梯。回到家中时，年幼的儿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仍然在为一根香蕉哭泣。这位母亲就在儿子哭泣的眼睛注视下，找出来一根绳子，将一把凳子搬到屋子中央，站上去以后，从容不迫地把绳子系在顶灯的铁勾上，她将绳圈套进自己的脖子后，看到哭泣的儿子坐在椅子里迷惑地看着自己，她将头从绳圈里伸出来，跳下凳子，走到儿子跟前，将儿子和他坐着的椅子掉换了一个方向，让儿子背对自己。然后她走回来，站到凳子上，重新将绳圈套住自己的脖子，伤心地看着儿子哭泣的背影，踢掉凳子，上吊自尽了。父母双亡以后，孩子仍然哭泣不止。孩子的哭泣不再是为了一根香蕉。

我再说一个故事。也是一对失业的夫妇和孩子的故事，这里的孩子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女孩，她生病发烧了，额头很烫，请求父母带她去医院看病。父母说家里没有钱，而且两个人都要出门去找工作，也没有时间带她去医院。女孩很懂事，就请求父母去向邻居借二十元给她，她可以自己去医院。父亲让母亲去借钱，母亲让父亲去借钱，两个人都不愿意去，就在家里争吵起来。这对贫穷的夫妇已经多次向邻居借钱，而且一直无力偿还，所以谁也不愿意再去借钱。女孩看到父母的争吵，就劝阻他们别吵了，说自己不去医院看病了。父母停止了争吵，女孩说自己发烧头晕，不想去上学，想进屋去睡觉。父母同意她这个要求，她走进了自己的屋子。父亲出门去找工作了，母亲收拾一下厨房，准备出门时想去看看女儿睡着了没有，当她轻轻推开房门时，看到女儿用红领巾上吊了。这个女孩平时十分爱惜自己的红领巾，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将红领巾用手抚平后认真叠好，早晨站在镜子前再仔细将红领巾系在脖子上，她觉得红领巾是自己所能拥有的最美丽的饰物。

我还有很多类似的故事可以在此述说。不是我想在此源源不断地述说不幸，是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述说不幸。当然，我们的现实也在每天向我讲述着种种荣耀。

今天，中国拥有可投资资产达到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经是数十万人。根据二00九胡润财富报告，中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八十二万五千人。八十二万五千这个数字还包括五万一千位亿万富豪。胡润报告称，中国富豪年平均消费二百万元人民币。

与此形成巨大差距的是，二00六年的时候，如果以每年收入只有六百元人民币计算，中国的贫穷人口有三千万；如果将年收入增加到八百元人民币，那么中国的贫穷人口达到一个亿。到了二00九年，中国的贫穷人口会有多少？我无法获得这个的数据。

二00九年二月，我在温哥华UBC演讲，说到中国在二00六年的时候年收入只有八百人民币的贫穷人口高达一个亿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说：「金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

这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不寒而栗。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今日中一国一群人的声音。

他 们 沉 浸 在 中 国 日 益 繁 华 的 景 象 里，却 不 去 关 心 还 有 超 过 一 亿 的 人 生 活 在 难 以 想 象 的 贫 困 之 中。我想，我们真正的悲剧也许就在这里：无视贫穷饥饿的存在，比贫穷饥饿还要可怕。

我告诉这位中国留学生：「我们讨论的不是幸福的标准，而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年收入只有八百元人民币的人，你说这样的话会令人尊敬。可是，你不是这个人。」

中国这三十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百分之九，二00九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二0一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八万亿元，有关部门骄傲地声称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富国，仅次于美国。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仍然在世界的一百位。这两项应该是接近或者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差距如此巨大。这组数据说明了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失去了平衡的社会里，或者用民间的话语来说我们生活在国富民穷里。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梦想的不平衡，差不多十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而温哥华UBC那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让我感到，我们还生活在社会认知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简短地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欣欣向荣的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

两个穷途潦倒的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绑架经验。他们寻找工作四处碰壁以后，决定铤而走险，既没有周密计划，也没有充分准备，在光天化日之下即兴绑架了这个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他们捂住小学生的嘴巴，将挣扎的小学生拖进了一处正在拆除的厂房里。他们就在这个废弃的厂区安营扎寨，从小学生那里要了他母亲的手机号码，走到附近街边的公用电话亭给小学生的母亲打了电话，让她拿钱来赎人。他们都不知道应该去一个更远的地方打这个索要赎金的电话，警方根据小学生母亲手机上留下的号码，锁定了绑架者所在的区域，所以他们很快就被捉拿归案。

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二十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后来对警察说：「他们太穷了，放了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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