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华严宗形成的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

《华严经》是华严宗借以立宗的经典依据，也是其创造理论体系和信仰体系的原始出发点。60卷《华严经》译出于晋宋之际(418-421)。创宗中思想上贡献最大的人物是智俨(602-668)；使其发扬于朝野，最终得到社会承认的乃是法藏(643-712)。法藏号贤首，所以华严宗又称贤首宗。据此，说华严宗诞生在武则天执政时期(656-704)，是符合实际的。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华严经》面世到华严宗建成，为什么要经历约250年这么漫长的时间？探讨这个问题，可能有助于深化对华严宗的认识。本文试就三个方面略述己见，以就教于大方。

一、华严学的历史演化

关于《华严经》这部大乘典籍的来历，有个传说，谓龙树有个“佞弟子”，曾劝龙树能够“与释迦并化”：“师智德如此，宜作新佛，岂为释迦弟子耶？”龙树颇为此言所动，乃“别制新戒、新衣，使大同小异，坐水精房中，思维斯事”。当时有位“大龙菩萨，伤而愍之，便接还龙宫”，示以许多说“诸佛无量”的经典。及至龙树从龙宫出来，龙王则以《华严经》见赠，“为此因缘故，阎浮提得有此经也”。

这个传说是十足的神话，不知其原本于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严经》最早的一种思想趣向，即“诸佛无量”的多佛主义。这种多佛主义，最初与大乘禅法有关，特别是“般舟三昧”和“首楞严三昧”，以“佛”产生于禅观和佛的“化身”有无限多为基本内容，阐发般若性空的道理。东汉末年(约178-189)支娄迦谶译《兜沙经》，后作为《名号品》被编入《华严经》内就属于这类性质。其后经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业经》，到西晋竺法护译《渐备一切智德经》《菩萨十住经》《如来兴显经》《度世经》《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等，令《华严经》渐具规模。其中《渐备经》最有教理意义，姚秦鸠摩罗什译作《十住经》，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此经提出“三界唯心”的思想和卢舍那佛崇拜，是佛教理论和信仰发展上的两件大事。

《华严经》的《人法界品》，当是后出，所以不但唐地婆诃罗续有增补，甚至在80卷《华严经》以后，还出现关于此品的别译《大方广佛华严经》40卷。这同此品最早的单译本《罗摩伽经》(3卷)和《文殊师利发愿经》(1卷)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些演化轨迹。《人法界》的中心，在将菩萨行完全彻底地推行到世俗世界的一切方面，并作为吸取善知识的惟一源泉，同时将文殊和普贤的崇拜推到顶峰。至于《华严经》的前部分，即《卢舍那佛品》以前，当是《华严经》成经时，作为贯穿全经的线索编置上的。其关于“莲华藏世界海观”和“莲华藏世界”，也是别开一格，自具特色。

因此，《华严经》既不像神话所说是来自龙宫，也不是《华严经记》所传，有个既成的“十万偈”原本，而是后人根据某几项标准，对早已流传的零散经典的编纂，地点当在于阗(今我国新疆和田)。正因如此，它涉及的内容十分繁杂，可供开拓和发挥的方面很多；它在内地的译传和与于阗的关系，令人倍加注意。

在华严宗之前，对《华严经》整体的研习，可称华严学，其发展过程大约有三个时期：

1.《华严经》的译出初期，传播的中心即在该经译场的建康(今江苏南京)道场寺。据《华严经记》，当时的笔受者是法业；《出三藏记集·佛驮跋陀传》谓佛贤共“沙门慧严、慧义等百余人诠定文旨”；《高僧传·慧观传》中所记与此大同，唯改“慧严、慧义”为“法业、慧严”。总之，参与者人数不少，所以直到齐梁间，道场寺“犹有华严堂焉”。但相对而言，此经的译出并没有产生显著的轰动效应。

译者法业，以“疏食节己”，善《大品》《杂心》著称，撰有《华严旨归》。当时讲《小品》《十地》的昙斌，曾于晚年从其受学《华严经》《杂心》。被昙斌褒扬为京下“卓越年少”的法安，在南朝齐时，以讲《十地》《成实》等知名。此前，提章比句，钩勒《华严经》义的玄畅，是《成论》学者。这个简略的情况，大体反映了《华严经》流传的初期情况：仅仅作为讲习大小乘经论的一种，而且主要依附在般若学或成论学的名下，并与《十地》的讲习合流。《十地》当指《华严经·十地品》的单译本，即鸠摩罗什译的《十住经》。上述的慧严，就曾到关中从学于鸠摩罗什门下，在刘宋时又参与了求那跋陀罗的译场，也是对《十地》与《华严》很谙熟的人。此外，当时的另一译家求那跋陀罗，受谯王刘义宣之请，用“宋言”讲述《华严经》。这个译场及受其影响的士大夫，大都又是《涅槃》的学者，显示了《华严经》的另一个动向。

2.从公元6世纪上半叶开始，相当于南朝梁武帝(503-547在位)期间和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以后，华严学有了突发性的变化，几乎同时在南北两地最有权势的僧团中开展。

在南朝梁，先是辽东僧朗继法度主持摄山栖霞精舍，以“《华严》、‘三论’最为命家”，梁武帝“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因此，摄山既是南朝三论学的大本营，也成了重振《华严》学的策源地。僧朗传僧诠，是“四论”并《华严》共讲。僧诠有四个著名弟子，号称“诠公四友”，在陈代声望很高，其中法朗被敕住京城兴皇寺，三论学遂成为有陈一代的佛教显学，而共讲《华严》的传统依旧。法朗的门徒众多。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就是他的弟子。

南朝佛教始终都把《华严》的地位抬得很高。刘宋时与慧严齐名的慧观，在其“二教五时”的教判中，定《华严》为“顿教”，谓其“但为菩萨具足显理”；《华严》以外的一切佛经，则按五时排比，判为“渐教”。稍晚些的名士刘虬，也沿袭此说。这使《华严经》处于特殊地位，并为南部佛教所公认。但从现有的史料看，独以“华严”命家的几乎没有，有些讲说章疏，流失已久；它的影响，反映到了其他佛教显学之内，从而也被淹没在它们之中。

《华严经》何时以及如何传到北方，不可详考。已知的首讲《华严》者，是北魏永平元年(508)始来洛阳的“中天竺”僧人勒那摩提。据传，魏帝“每令讲《华严经》”，“精义每发”，后为“天帝”迎请讲《华严经》而终。他是《十地经论》的译者之一，为究本溯源，讲《华严》属应有之义。他的主要弟子是慧光，《续高僧传》卷21本传记其研习“《华严》《涅槃》、《维摩》、《地持》等，并疏其奥旨而弘演导，然文存风骨，颇略章句，故千载仰其清规，众师奉为宗辖矣”。这里开列的经目，相当于地论师特别奉行的经典；所谓“风骨”，指地论师的独特文风。他作为地论师南道领袖，《四分律》学的开创者，兼为国家纲纪僧众的律师，势力遍及北朝全境，历经北魏、东魏和西魏北，至于齐、北周、隋而不衰。

慧光的门徒不可胜算，《续高僧传》为之列传的就有十数人，像僧范、昙遵、慧顺、道凭等，都以讲疏《十地》《华严》等经典著名。历任魏齐二代统帅的法上，没有弘扬《华严》的明确记载，但他的弟子中，如净影慧远等，仍然把《华严》作为讲说的重要课目，说明地论师的这一传统，在其代表人物中，从未中断。

慧光的判教，着重以教理为准则，将《华严》同《涅槃》并列为“常宗”，谓“常住佛性，本有湛然也”。北齐护身寺自轨，又将“常教”分为二种，《涅槃》为“真实宗”，《华严》为“法界宗”。至净影慧远，更将《华严》与《法华》《无量义》等经列为一类，判为“三昧为宗”。

这些异说表明，即使地论师内部，对《华严》的视角也不相同。

3.隋代统一全国，给佛教形势带来重大变化，基本上改变了南方偏“空”，北方重“有”的格局，领导潮流的中心，迅速向长安转移，各种经论和论师，有机会全面接触和交往。各擅其长，相互吸收，成了这个时期的一大特点。其中《摄论》学上升为佛教的新显学，地论学多与之融会，促使《华严》学有可能脱离依附状态，走上独立发展的方向。

隋初，虽然在南北两地依然有学者兼弘《华严》，但主流集中在京城地区，略分三支，均属慧光系统。其一是慧光门下昙衍的弟子灵斡(535-612)，初在洛阳剃度，即“志奉《华严》”，开皇七年(587)，敕住长安兴善寺，为译经证义沙门。大业三年(607)置大禅定道场，擢为上座。曾据《华严经》本，作“莲华藏世界海观及弥勒天宫观”。灵斡之“犹子”灵辩，与唐道宣同时，住胜光寺，“扬导《华严》，擅名帝里”。第二支是慧光门下的昙遵，他在北齐时即以“大乘顿教(指《华严》)法界心原，并以折析义理，挺超时节”。在隋代地位极高，直接影响隋朝制定恢复和扶植佛教发展政策的昙迁(542-607)，就是出自他的门下。昙迁是第一个以地论师身份前往金陵，并将《摄论》学带回长安的僧人，也是第一批注释《起信论》的三家之一。但他始终是个华严学者。《续高僧传》本传记他撰有《华严经明难品玄解》，所以是“玄解”《华严》的第一人。

第三支是慧光门下道凭的弟子灵裕(518-605)。此人在北齐时，已“专业《华严》《涅槃》《地论》、律部”，精于《大集》《般若》《观经》《遗教》，并传学《杂心》《成实》等。开皇十年(590)，诏入长安，众僧推为国统，坚辞请还。晚年住相州治西之演空寺，隋帝仍下诏慰问。因此，声名大噪。他一生研究佛籍之多，内容之广，可以说是总榄了当时流行的大小空有所有学说。撰有《大乘义章》《大小乘同等论》《众经宗要》《圣迹记》《佛法东行记》《齐世三宝记》《灭法记》《御众法》《安民论》《劝信释宗论》，以及《译经体式》《字本》等多种传、论。少年时曾资于父兄，通览儒道群书，有极好的传统文化基础。也以善卜知名，撰有《庄记》《老纲》。此外尚有《孝经义记》《式经》《兆纬》《相录》《医决》《符禁》等。释儒道医卜相咒杂，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

实际上，《华严》学者大都是博学多识，加上南北佛学交汇，儒释道兼行，使佛教同传统文化在更深层次上密切起来，由此造就了佛教向多元一体化发展的形势，为华严宗的创立提供了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