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佛教入世途径及其现代启示——刘聪

第三、重建传统道德价值。为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佛教在传入之初就注重统摄儒家伦理道德。如果说早期中国佛教对儒家伦理的融摄是为适应中土民族性格而不得不为，那么在近代中国，佛教提倡传统道德价值则是主要是为重建五四以后受到极大冲击的传统伦理道德,以使中华传统价值不至断绝。太虚说：“孔子之伟大人格，生有自来，非常人可及。孔子高尚精神，别有寄托，非现世为限。人生在世，须知孔子之道不可须臾离，欲完全一作人之品格，必由孔子之道而成就。”印光也说：“若只知饮食男女，不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则较禽兽为恶劣。是人也，空得一世人身，绝无一点人气。”

尽管太虚大力弘扬儒家道德理念，但他也看到不能一成不变地延续传统道德，必须有所损益。他说：“然欲谋保持，务须认清超时代性之真道德文化，适应现代时势以谋其保存。(一) 不可将前代利用道德文化之污点，误认为道德文化而加以保持，不惟不可保持，且须迅行择出除灭之，免其虱于真道德文化中，致招其牵连之害，玉石俱焚。(二) 速须择道德文化中适宜于时用者，浅明开显降低其文意程度，普遍宣传，务令人人了解，唤起群众之热心拥护，乃有可救也。”可见，中国近代佛教并非主张不加选择地延续传统道德观念，而是要求去芜存菁适应时代的需要。

第四、关注人生问题。佛教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着眼现世，关注人生。太虚大师立足于大乘佛教，提出了近代人生问题的解决途径——“正觉人生之解决”。他认为，用大乘教义审视人生，了知人生的真相，就能正正确确的觉悟。这种正觉的人生，可以使理性、民主、自由等当代社会的流行话题并不能真正解决人生的困苦，都得以彻底完全的解决，“其余各种人生问题之解决，并不是完全的解决，只是走到半途而已”。为此，近代佛教界积极参与了对人生问题的讨论。1917年11月，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投水自杀后，包括在华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内的许多社会名流都十分关注自杀问题。佛教界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反对青年的自杀行为，“佛法戒杀，原是戒他杀的，但广义的他，虽杀身亦是所杀的他而非能杀的自，欲杀其身的决心方是自故。有这般杀心即是罪恶的，有这般杀心能杀自身亦即能杀他人。”

第五、拯救百姓疾苦。早在隋唐时期，佛教就设立“无尽藏”、“养病坊”等慈善机构，以赈济灾民、抚养伤病。近代中国佛教更是将关注三界疾苦视为入世的必由之路，并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有资料统计，辛亥革命后，佛教界建立了众多慈善组织和机构，赈济灾民、收养孤儿、兴办教育。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圆瑛本着“救济孤儿，本是大乘菩萨慈悲之道”的弘愿，自1918年开始，先后在宁波、泉州等地开办慈儿院，抚育教育孤儿。不仅如此，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无论是在灾荒之时，还是在抗战前线，佛教界无不积极投身于赈灾、助苦、救助伤残的慈善事业，为拯救百姓疾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中国近代佛教的入世途径的特点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佛教的入世途径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近代中国佛教的入世活动是佛教传统教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化、实践化。较之于传统佛教，中国近代佛教的确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但这些入世活动并没有背离佛教的基本教义，而是佛教传统教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化、实践化。之所以这样说，原因有四：首先，“无我说”是近代佛教投身革命、福国佑民的理论基础。“无我”系佛教根本教义之一，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无我”，即人是由五蕴假和合而成，没有常恒自在的主体，所以人就无须“留恋自己”。在近代中国，佛教的“无我说”成为促使人们抛开对生命的留恋，积极投身到民族救亡复兴的事业中去的精神动力。早在维新变法时期，谭嗣同就秉承“无我”思想，作为他“忘死”投身革命的精神动力。他说：“知身为不死之物，虽杀之亦不死，则成仁取义，必无怛怖于其衷。是故学者当知身为不死之物，然后好生恶死之感可祛也。”认识到人身是五蕴聚合之物，忘却生死，就可以将自己的一生献身于“成仁取义”的革命事业之中。圆瑛也说：“不存身家之我见，自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恐怖既无，胆气自壮，可以建功立业，福国佑民。”

其次，“因果报应”是劝善止恶、救国护民的思想“武器”。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业报观与中国传统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观念相结合，成为劝善止恶的理论基础。在近代中国，佛教界依旧利用“因果报应”维护传统道德观念。梁启超说：“凡自己造过的业，无论为善为恶，自己总要受报，一斤报一斤，一两报一两，丝毫不能躲闪，而且善和恶是不准抵消的。”印光说：“当今之计，当以提倡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及改恶修善，信愿往生，为挽回劫运、救国救民之第一著。”

尽管近代佛教以“因果报应”劝诫民众“止恶去杀”，但在国家危难之时，佛教并未因此阻止民众投身于拯救民族的救亡运动，而是主动以佛法论证抗战救亡的正当性。圆瑛说：“杀生之事，本是伤慈，然立身军界，有除暴安良，保民护国的责任，奉有军令，而与私意杀害者有别。凡天下奇男子，世间大丈夫，必有高尚之见解，视色身如梦幻，视生死若鸿毛，但求建功立业，保国安民。

”如果说圆瑛是从国民的职责出发,强调民众应为国家建功立业，那么太虚则论证了抵抗暴力是与佛法要求相一致的。太虚说：“现在中国人，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遇何种烦恼最痴之时，即集中全力对治之，炽盛之烦恼既去，其他烦恼亦可连带去除。”在佛教中，有“阿罗汉杀贼”和“降魔成佛”之说。“阿罗汉杀贼”是指阿罗汉斩断烦恼习气，得到寂静安宁的涅，方能成就灭尽苦痛的根本解脱；“降魔成佛”是指降伏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和天魔方能建立三宝，普渡众生。在这里，太虚视日本的侵略为成佛之路上必须去除的烦恼之一，只有集中全力去除侵略之烦恼，其他烦恼才能连带去除。这样，太虚就将佛教解脱之法与抵抗侵略联系起来，使为国而战成为当下正行解脱的最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