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速递

“的确，我是92的，文章里的例子很符合自己目前的状况，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所谓的‘佛系’行为。”网友“等一个五月的好天气”回应道:“嗯，话说恋爱如此，交友如此，工作如此，追星也如此。有也可，无亦可。话说我朋友圈也有很久没更新了吧，看来大家都是到达一定境界了。毕竟现在喝酒都想放两颗枸杞进去养养生”[3]。总之，随着网络舆情的发酵，“佛系”一词逐渐引发出“人人自称佛系青年”的网络传播现象，并最终形成复杂、流动的“佛系”亚文化。这样的亚文化与其他网络亚文化相比有什么不同，与社会发展有何关联?“佛系”词语的流行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网络传播现象吗?为什么大多数90后喜欢标榜自己是“佛系青年”，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与心理需求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致力于探究与解答的。

二、文献综述

本文的主题是亚文化谱系中“佛系”网络流行语，该研究应归属于亚文化研究领域，因此笔者将对已有的亚文化研究进行爬梳与反思。

“亚文化”术语(subculture，也译作“次文化”)正式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其含义是指有特殊行为方式的一群人或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隐含着种种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是社会政治结构深层矛盾的某种体现。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亚文化群是被主流社会贴上某种标签的一群人，他们往往处在非主流的、从属的社会地位，有着区别于其他群体(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的诸多明显特征(如偏离性、边缘性甚至挑战性)和特殊生活方式[4]。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亚文化研究起源于西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至60年代芝加哥学派和美国社会学界的亚文化研究。

芝加哥学派开创了越轨社会学的路径，通过“民族志”与“参与考察”的方法来研究亚文化，其研究对象包括非法团体、流浪汉、职业舞女、妓女、青少年犯罪、犹太移民等[5]。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芝加哥学派认为主流文化的“失范”促使亚文化与越轨行为挂钩[6]。芝加哥学派为考察边缘群体更多形态的亚文化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在探究边缘群体与主流社会结构之间关系时，显露出较为明显的理论缺陷，即更多看到结构对个体的强大塑造力量，而对边缘群体的主动反抗以及这种反抗的效能不抱希望，缺乏信心，随后发展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一缺陷。第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以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除了借鉴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方法，还继承了雷蒙·威廉斯开创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吸收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理论、罗兰·巴特的神话符号分析方法等，在流行文化、教育、种族、工作与妇女研究等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成为迄今为止亚文化研究领域成果最丰富、影响最大的学派[7]。伯明翰学派将阶级维度明确引入亚文化研究，研究对象包括欧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例如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嬉皮士等。“抵抗”“风格”“收编”均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关键词，它们大致概括了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的重要观点，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路数与成果构成了亚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论库与风向标[8]。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亚文化理论进行回应与反思，于是便进入第三阶段—后伯明翰时期。随着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盛行与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普及，全球范围内的青年亚文化表现出一系列新的文化症候。新一代亚文化研究者批判并解构了伯明翰学派的“阶级”“抵抗”等核心理论，提出了“生活方式”“新族群”“场景”等后亚文化研究理论的关键词，旨在关注年轻人建构他们身份时的碎片化、个人主义方式等“后现代的经验”[9]。换言之，后亚文化研究以各种方式认真吸收了当代对于“本质主义”的批判，并强调伴随而来的对于碎片化的、矛盾的实践与身份认同[10]。总而言之，发源于西方世界的亚文化研究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脉络，非西方地区的亚文化研究者也十分注重本地案例与亚文化理论的结合，由此产生出的成果较为丰富，例如不少中国大陆的硕博士论文以“小清新”“弹幕”“屌丝”等网络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主题新颖但理论深度不足，主要是将亚文化理论生硬地套用在本土案例中，不免产生“水土不服”的违和感。在英美文化中，亚文化带有边缘、反常、抵抗等色彩，而在亚洲文化中，亚文化往往倾向于形容小众的、部落化的业余爱好，因此，东西方的差异提醒我们理论的语境问题[11]。在研究本土案例时，亚洲学者应扎根于本土社会的肌理之中，充分体验与理解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将本土社会的具体语境作为理论诠释的大前提，只有这样，研究结果才是真实确切的。

综上所述，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亚文化理论的内涵日益丰富，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的过渡引发学者们更广泛的各种理论相互联系的探索与思考。尽管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亚文化这一概念对青年所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依然具有极大的价值与较高的学术地位[12]。如今，我们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急剧变化的网络空间衍生出复杂的、流动的、模糊的文化形式，即网络青年亚文化。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兼具现代与后现代的特质，从这样复杂变动的社会中衍生出的网络青年文化现象是处于亚文化语境，还是后亚文化语境?这一问题是本文亟待解决的。在本文中，笔者将扎根于复杂多变的中国大陆社会，具体诠释亚文化与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亚文化谱系与理论的互文中考察发生于中国大陆社会环境的网络“佛系”亚文化，实现真正的传播研究本土化。

三、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采用文献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方法对网络“佛系”亚文化进行探究。

1.文献分析

从“佛系”开始流行于网络之时，笔者便开始关注“佛系”的相关动态。通过引擎搜索，笔者发现，截至2018年2月8日，大约有6650000篇文章关乎“佛系”，其中相关新闻有248000条。为了全面了解“佛系”流行过程及其舆情发展历程，笔者尽可能多地阅读有关“佛系”的文献，特别关注点击率高、评论数较多的新闻类文献，从而为全面理解“佛系”亚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2.文本分析

针对重要的有关“佛系”的文献，笔者将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例如一些网友在线发帖表达自己对“佛系”的观点与态度，笔者会逐字逐句地考察网友的帖文，一些细小的表情符号也是不可忽略的分析对象，因为文本分析便是结合语境，在细枝末节与字里行间中寻求语言背后合理的意义。

四、研究发现

1.流动的风格

亚文化具有“风格化”的特征。“风格”是亚文化理论的重要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强调风格的重要性，认为:“风格传递一种重要意义的差异和建立认同”[13]。换言之，风格是一种对认同的追求与建构，风格不只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一种实现(being)和追求(becoming)的方式[14]。对于伯明翰学派来说，风格暗含着本质主义的意味—通过风格区隔亚文化群体与其他群体(尤其指主流群体)，区分亚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指主流文化)[15]。从“佛系”网络流行语中，我们发现“佛系”亚文化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下面一段文字流行于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中，生动地描述出“佛系”亚文化的特色或风格—一切随缘，不争不抢。

佛系乘客:给司机打电话说，你不要动，我来找你;佛系健身:下班后去健身房走一走，就很开心;佛系好友:在朋友圈随缘点赞，都是爱的鼓励;佛系养娃:出息的孩子不会多，童年何必要那么苦;佛系购物:遇到合适的就买了，不合适我也留着吧;佛系上班:平平安安上班，安安静静下班......[16]

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主流文化，从根本上说其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等，其中的“现世事功”是指儒家文化重视创造现世的事业功业，强调积极入仕，这正呼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崇高的价值信念和高尚的理想追求[17]。但是，上述“佛系”网络流行语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不同于主流文化的思想风格，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中国社会，“佛系养娃”与“佛系上班”这两个词显得格外“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扎眼”。中国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就业机会不充足等客观因素造成竞争激烈的社会现状。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城市教育与就业竞争已发展至白热化状态，众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拼命奋斗，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生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如今的一些90后父母却采取“佛系”的方式培养孩子，没有加入那些为孩子疯狂报培训班的“父母大军”之中，因为他们不愿让孩子丧失快乐的童年，过早承受学业的压力。同样地，在发展迅速、竞争激烈的企业中，许多员工追求高效率，拼命提升业绩，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赢得老板的嘉奖与青睐。但是，“佛系上班族”对于名与利的追求没有那么强烈，他们更向往单纯、平和、随性的生活方式，1992年出生的风早便是“佛系上班族”之一。

这是工作几年学会的最重要的事: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也不会想着讨好谁了。老板过生日时，同事集体在公司大群里发祝福。如果手头有合适的表情，我就发一发，一时没找到就算了。开员工大会，老板讲话时，人挤着人伸着脖子听。我一般找个角落，面带微笑，鼓两下掌。案子被评为优秀，上台领奖很客气，“都是同事的功劳”;案子没做好，总监发起火来，“知道了下次改进”。耐性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吧。不悲不喜挺好，上个班不要搞得死去活来[18]。

在竞争激烈的公司中，风早没有学习其他员工“拍马屁”的本领，反而追求一种“情绪稳定”的工作风格，这种“与世无争”的思想其实违背了“事业有成”的主流价值观。换言之，“佛系”网络流行语所形成的“佛系”亚文化具有不同于主流文化及其他文化(例如道系、法系等)的风格。这种风格是从“佛教”文化、日本“佛系男子”文化中挪用而来，通过90后亚文化群体的符号游戏表达出“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形成一定的文化认同。值得注意的是，从2017年11月至今(2018年2月)，“佛系”一词的热度始终不减，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的90后纷纷转发、点赞有关“佛系”的文章，发朋友圈状态时张口闭口谈“佛系”，使用“佛系”网络流行语与网络表情(如图1)，一起玩“佛系”青蛙游戏，甚至创建了“佛系”虚拟社区。这些不约而同的集体“佛系”活动如同组织化的“仪式”般表达出90后亚文化群体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促进身份认同与集体凝聚力的形塑。

如果回溯到“佛系”开始流行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佛系”网络流行语是依托网络空间传播与发展出来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具有流动的、变幻莫测的特点，发挥着议程设置的功能。在日新月异的网络环境中，新奇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海量的舆情事件不断发酵。随着新的流行语出现，“佛系”流行语的“热度”很可能逐渐冷却，“佛系”亚文化风格也会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出流动的、渐进的状态。此外，风格与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松散，赛博空间虽存在一些“佛系”虚拟社区(例如“佛系”贴吧)，但社区成员较少，话题讨论不热烈，在线沟通不频繁，每个社区成员如同游客般穿梭于网络之中，“佛系”亚文化群体的凝聚力在富有后现代色彩的网络环境中日益减弱。学者Maffesoli认为，青年文化团体存在一定的集体维度，但青年文化成员身份日益呈现明显的流动性，他用后亚文化的“新部族(neo-tribe)”概念来解释当代社会中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增强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新部族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僵化色彩，它更多的指某种气氛，某种精神状态，而且更适于通过那些偏爱外表与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表现[20]。在复杂多变的网络之中，“佛系”90后亚文化群体的确是以“新部族”的形式存在着，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众声喧哗的氛围，却又追求独立个性的施展，在流动的亚文化风格中捕捉碎片化的身份认同。因此，笔者认为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的观点只能刻画出“佛系”亚文化的一面，只有在与后亚文化的观点互动后，才能全面深刻地诠释出网络“佛系”亚文化所具有的“流动的风格”。

2.软化的抵抗“亚文化”曾被定义为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

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因此，亚文化不仅拥有风格化的特点，而且具有抵抗的特质。亚文化的“抵抗”采取的不是激烈与极端的方式，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主要体现在审美、休闲、消费等领域，是“富有意味和不拘一格的”，是通过展现特别的风格来“抵抗”霸权以及主导文化与价值观[21]。正如前文所述，90后群体所传播的“佛系”网络亚文化具有“一切随缘，不争不抢”的独特风格，区隔于中国主流文化所提倡的“现世事功”思想。这种区隔如同一条界线形成对立的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文化与价值观起到抵抗的作用。这种“抵抗”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就业方面尤为突出。近年来，一些90后毕业生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意向(例如绘画、街舞等)去寻找工作，他们不会依照父辈的建议选择稳定的事业单位与薪水高的外企，富有个性的90后更愿意“骑驴找马”慢慢求职，最终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调查数据显示，在95后群体中，选择不就业的人数达到了48%，一些95后不走寻常路，宁愿自主创业(例如开工作室、网店等)，也不愿意去给他人打工，还有一些95后倾向于选择娱乐化的、光鲜靓丽的方式获得经济收入，例如当网红明星等[22]。这样自由、洒脱、随性的“佛系”求职观其实反映出90后对父辈传统价值观的抵抗。他们拒绝父辈青睐的“大事业”，尊重自我个性，追求属于自己的“小幸福”。伯明翰学派认为，要分析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必须要考察它与父辈文化、所属阶级或种族的文化、社会主流文化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考察这诸多因素之间相互生产的错综复杂的渗透关系[23]。

从整体上来看，具有抵抗性的“佛系”亚文化产生于中国大陆急剧变迁的社会语境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保持快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24]。许多90后的成长过程，伴随的是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他们从小就没有过于匮乏的感觉，因此对于物质财富的失去和获得，可能也不会太过敏感。而这一代独生子女在接受有保证的教育的同时，也得到了父母充足的关爱，他们更加重视“自我”的发展与实现。当物质与精神财富逐渐丰富起来后，90后年轻人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不特别努力就可以生活得很好，那就遵从自己的内心，过普普通通的安宁日子好了，这便是“佛系”心态的一种体现[25]。虽然经济快速发展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转型，但也加剧了社会结构矛盾。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资源分布不均、贫富差距较大、阶层固化、社会竞争激烈等问题。由于社会资历不足，年轻的90后群体在讲究“丛林法则”的主流社会中备感压力。于是，他们借助“佛系”亚文化给予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释放内心压力，抵抗复杂、残酷的主流社会。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的紧张点，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换言之，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源于持续不断的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抵抗是为了提出一个“集体解决的办法”，通过极端的方式具体再现社会的发展变化。以英国20世纪60至70年代为例，那时生产与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是英国社会所允诺的“富裕”与“中产阶级化”并没有给来自工人阶级的青年带来根本的生活变化，传统工人阶级清教徒主义与新兴的消费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无赖青年时常穿着大红大绿的奇装异服在街头惹是生非，他们用极端的反叛行为抵抗阶级结构的压迫[26]。但是，在中国大陆，社会状况就不一样了，“佛系”90后不同于极端进行政治阶级抗争的英国无赖青年，他们在多元的社会压力中进行的抵抗更多的是一种软化的抵抗，即通过流行文化传播的方式引发人们反思主流价值观以及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90后是千禧一代，他们与互联网共同成长与发展，对网络世界熟知而又依赖，习惯于借助网络流行语传播“佛系”的思想文化。但是，网络世界是急速变化的赛博空间，其中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网络亚文化群体复杂而又多元，人们的身份认同逐渐碎片化，这些“后现代”的表征将“佛系”亚文化染上后亚文化的色彩，部分解构了“佛系”90后群体的抵抗力。最终，“佛系”90后的软化抵抗不仅引发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而且促进人们进行反身性的思索。

3.混沌的收编

正如前文所述，“佛系”亚文化具有独特风格与抵抗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文化产生冲击。

“佛系”是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佛系”文化?这些问题引发网友们的激烈讨论，将“佛系”的网络舆情热度推至顶点。尽管人们对于“佛系”的观点不一，但是这并不影响“佛系”成为当今眼下最时髦的话题。于是，许多商家看到了商机，他们把“佛系”亚文化符号转化成大量生产的物品，“佛系”风格的创造与传播无可避免地与生产、宣传、包装等过程联系在一起，从而必然会削弱“佛系”亚文化的颠覆力量。例如汽车品牌沃尔沃打出“100万的7座SUV，开起来很‘佛系’”的广告口号，将汽车简约舒适的设计风格定义为“佛系”;一些网店还推出今年最流行的“佛系”服饰，将黄棕色定为“佛系色”，将长款风衣、简约式的大耳环、棉麻背包等定义为最流行的“佛系”单品，吸引年轻女孩的注意力，鼓励她们成为精致的“佛系女孩”。商家将“佛系”流行符号当作营利的工具，“佛系”亚文化经由商品来传达信息，致使其文化本身的意义被有目的地扭曲或抹除，这正体现出商家以商品化的方式对“佛系”亚文化进行收编。正如学者赫伯迪格所言:“亚文化的商品化预示着亚文化一步步逼近死亡”[27]。

与商品化收编紧密相连的是意识形态收编。随着网络“佛系”文化的愈演愈烈，一些官方媒体集团逐渐意识到“佛系”亚文化所拥有的重要影响力，开始担忧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后果，于是这些官方媒体纷纷发文对亚文化进行收编。例如《人民日报》于2017年12月13日刊发《也说“佛系青年”》一文，一方面肯定张弛有度的“佛系”生活，另一方面又为“佛系”年轻人敲响警钟—总得有走心的地方，处处不坚持，事事随大流，那只能是淹没于人潮、迷失掉自我[28]。总之，“佛系”亚文化主要通过商品与意识形态这两种方式被整合与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但是，倘若仔细回溯“佛系”流行的源头，我们不得不承认“佛系”一开始就是由“新世相”这类商业性网络公众平台制造出的噱头，因此“佛系”被商业收编这一说法便存在着内部矛盾。当朗朗上口的“佛系”成为人们较强的记忆点时，其他商家再利用“佛系”在网络跨媒体平台上推销自己的产品，鼓励人们在亦真亦幻的媒介镜像中消费符号，这样复杂的状况造成混沌的收编局面，使得“佛系”亚文化有向“后现代转向”的趋势。

五、结论

在互联网时代，急剧变化的网络空间衍生出复杂的、流动的、模糊的文化形式，即网络青年亚文化。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兼具现代与后现代的特质，从这样复杂变动的社会中衍生出的网络“佛系”亚文化是处于亚文化语境，还是后亚文化语境?这一问题是本文亟待解决的。在研究中，笔者发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后亚文化理论衍生于后现代社会，也不能完全解释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因此，本文采取独特的研究视角，从亚文化到后亚文化语境的变迁中(在亚文化谱系与理论的互文中)考察发生于中国社会环境的网络“佛系”亚文化，致力于实现真正的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研究发现:“佛系”亚文化具有“一切随缘，与世无争”的流动的风格;90后“佛系”亚文化群体以文化传播的方式对主流文化进行软化的抵抗;“佛系”亚文化主要通过商品与意识形态两种方式被收编进主流社会秩序之中，亦真亦幻的媒介镜像造成混沌的收编局面。总之，“佛系”词语的流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网络传播现象，它其实折射出当代青年人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改变人生态度，在逐渐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摆脱传统主流价值观的束缚，敢于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的新趋势。面对这种趋势，官方机构与主流媒体应及时解决青年人所遭遇的社会问题，给予青年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在开放包容的同时适当引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张萌: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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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8期，P32-37，经本公众号重新排版,引用请上中国知网下载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