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观点：天朝需要“十字架的革命”，即，种种乱象需要借助基督宗教的力量（“罪”），才能根治。观点本身不作评论，不过，横向对比一下，佛教自公元初传入汉地，直到唐宋之际才基本完成本土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依靠“十字架的革命”来改造天朝，没个几百年，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在浙江博物馆地下一楼的临时展厅里，从犍陀罗风格的佛陀造像，一直到明代藏传佛教的绿度母造像，集中展示了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从深目高鼻的雅利安人，一路演变为慈眉善目的汉人，经历了上千年，佛菩萨终于取得了中国“绿卡”。

今天，中国人最熟悉的神明，恐怕要算观音菩萨了。东晋末年，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民间显示出极为强大的竞争力。不久，便有人将“普门品”析出，编为《观音经》单独诵读。而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的“灵感”，也因为鸠摩罗什的翻译、民间的传播，而受到广泛信仰。

许多学者认为，鸠摩罗什在翻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时，加入了不少原文中没有的内容。为了迎合汉人的传统，方便佛教在汉地的传播，观世音菩萨便成了一位“闻音声救苦难”、“求子得子”的神明，而她在民间之受到广泛信仰，也正是因为这些非常

观展之时，有朋友聊起藏传佛教和密宗的关系，似乎藏传佛教的造像都显得特别“神秘”。其实，佛教传入藏地，正是密宗大盛之时，藏传佛教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密宗的烙印。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土大规模传播，始于汉末-南北朝乱世，佛教为朝不保夕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自然大弘于赤县神州。

自从“白马东来”之后，佛教文化随着汉文化扩散的脚步，辐射了整个东亚文化圈。今天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家/地区，都受到汉文化绝大的影响，这些地方的佛菩萨，多少都有着相似的面孔。

（汉传）佛教的中国化，似乎更多的是以夏变夷，是汉文化吸收其以为己用的过程。毕竟，佛教在其诞生地——古印度已经消亡了，在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中国，却牢牢地扎了根。但其实，佛教的中国化，同样有以夷变夏的成分。

今天饱受诟病的理学，其实是一套极为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思想水准。而朱熹在构建理学的大厦时，对佛教（尤其是禅宗）多所借鉴，最终融合儒释道三家于一炉。至于晚清、民国时的大学者，鲜有不通佛学之人，甚至常凯申表面皈依上帝，骨子里信奉的还是佛祖。

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的中国化，更像是以夷变夏了。毕竟，“世界”、“布施”、“未来”等等这些词汇，是跟着佛教传入中国，并成为常用汉语词汇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佛教中国化，是以夷变夏还是以夏变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浙博地下的佛教造像展，却用实物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在冷冰冰的佛像背后，夷夏之辨早已烟消云散，当年乱华的五胡，已经消失不见，而他们的基因却留存下来，至今仍在咱们每个人的体内诉说着那段历史。

本次观展活动时间为1月19日09:15-11:45，地点为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报名18人，实际参加1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