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爱国爱教，一直以来也更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高僧大德，没有一个不是不爱国爱教的。

中国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和文化交流家，被鲁迅先生誉称为“中国的脊梁”的玄奘法师(600—664)，就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在印度生活学习长达17年之久，名震四方，被当时的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为祖国膺得了崇高的荣誉，当时印度戒日王极力地挽留他，但是他拒绝了，最终回到了祖国，致力于翻译经典和创宗立说的活动，应唐太宗之请，为述《大唐西域记》，以利于唐朝的发展。还有法显、义净法师等，他们不仅取经，还从南亚诸地取回中国所无的稀珍什物以及蔬果植物种子等，蕃衍至今，为我等后人享用。

二十世纪前半期，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在枪弹雨之中，到处都有出家人保家卫国、舍命捐躯的身影，厦门、汉口、湖南南岳山、宁波、上海、广州、成都、重庆、云南鸡足山、衡阳等地都成立了救护队。长沙佛教徒成立“十愿抗敌团”直接投入抗日前线。江苏龙池山僧恒海组织抗日游击队，队员千余，成为著名的抗日“和尚司令”，1938年在日军扫荡太湖马山时，粮尽援绝壮烈捐躯。

1939年，圆瑛大师(1878—1953)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受尽日军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大义。新中国被选为首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53年，临终之前留下遗嘱：“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于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一代爱国高僧的民族气节值得我们后人去思考、去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其征服中国的险恶野心昭然若揭。太虚大师(1889—1947)义正辞严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予以严厉谴责：“此种暴行，为国际公法所不许，人道主义所不容，而日人竟悍然不顾，但求达到吞并满蒙、征服中国之目的，可谓狰狞极矣。”大师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呼吁佛教徒发扬佛陀慈悲济世的精神，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人间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弭战争。

七七事变发生后，作为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带领全国佛教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他通电全国，呼吁中国国内外佛弟子同赴国难：“因为国家对于吾人有保护教育恩，故吾人当献身国家而报之……无论信佛与否，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故吾人当有爱国之思想，而不容自外也。

1939年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对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进行访问，沿路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与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细叙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会见了尼赫鲁、甘地、缅甸等各国僧俗人士，澄清国际友人的误会，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与物资支持。

文化名人俗名李叔同、出家名弘一法师(1880—1942)。抗战时期，身患重病，忏悔自己不能为国为民做什么。看淡生死：“大病从死”。自己处于生死边际还不忘救济难民，付嘱寺院当家师，把禅房寮房多腾出些，救济难民，共甘苦、同患难，并把别人赠送的一付贵重的眼镜卖了换作粮食，救济灾民。弘一法师开示：“念佛不忘救国!”

还有八指头陀寄禅大师和宗仰大师等皆大义凛然，履践了高尚的爱国抗敌气节。

面对外敌侵略，这些前辈、高僧们已交出了一份足以告慰先人启迪后者的出色答卷，这份答卷是用鲜血和生命，用爱国精神和佛法智慧共同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