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所以能够产生、传播和发展，是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的宗教需求。同时，人类为了不饿死，必须还要进行物质生产。为了不断子绝孙，还要进行人的生产。但是无论是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都与宗教需求产生了冲突，或者说，劳作和性行为与早期的佛教产生了冲突。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也如同时代的中国一样，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印度西部的雅利安人创造了“吠陀文明”，信仰婆罗门教，讲求向上天祈求并维持印度森严的种姓制度。但是，由于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的交互性很差，进而也影响到了商人传播和商人的利益，在商人的支持下，佛教和蓍那教产生了，主张废除种姓制度和“众生平等”的理念。

但是，到了公元三世纪孔雀王朝时，佛教与经济生产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佛教在产生之初，无论是原始佛教还是部派佛教，都属小乘佛教。小乘佛教讲求佛弟子做“自了汉”，人欲成佛，首先要出家，然后必须累世修行。佛门中人此生修行完全不够成佛的标准，因此，必须生生世世修行。这种佛学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看到了人佛的差距，但是从社会层面讲，僧伽此生修行时间都不够用，怎么能从事经济生产。所以我们今天到小乘佛教国家依然可以看到僧伽“托钵乞食”的传统，不必劳作目的就是为了潜心修行。

为了解决宗教生活与经济生产的矛盾，大乘佛教产生了。大乘佛教虽然与小乘佛教并非截然对立，但是与其格局完全不同。大乘佛教认为，想解脱并不难，只要念诵佛号、膜拜等宗教仪轨就可以让人成佛。这就缓和了佛教与经济生产之间的矛盾。后来一些居士也想成佛，产生了“居士佛教”，如著名的佛教居士维摩诘就是居士佛教的代表，以解决佛教与人的生产的问题，成佛在大乘佛教并不需要出家即可。

大乘格局虽然已经简化了小乘佛教的成佛标准，但是成佛依然是要“修”的，只要“修”就要耽误时间，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如果出家人过多的话，对生产依然是一种消极作用。韩愈在《论佛骨表》中就表现了佛教过盛对经济生产的忧虑，他甚至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意思是佛是满意的宗教，跟中国言语不通，服饰仪轨都和中国不同。佛如果能够灵验，即使把所有灾祸就降到我韩愈一个人头上，老天爷在天上看着，我也不后悔（反佛）。可见，当时佛教对世俗社会的冲击之大。

就在这种圣俗矛盾中，禅宗营运而生。禅宗自六祖慧能大师后开始兴盛，《六祖坛经》也成为中国唯一一部产自中国的“佛经”。《坛经》全书宗旨就是“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悟真如本性”“人人皆有佛性”。慧能大师有开悟偈：

菩提本无树,明境变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禅宗的宗旨让成佛的道路又宽了，不仅“修”能成佛，顿悟也能成佛。当然，有人说顿悟也需要“修”，这话不假，但是对于一些有慧根的人，通过顿悟成佛，无疑是“终南捷径”，成佛也没有那么难，因此，也就能腾出更多事情来从事世俗生产。

特别是禅宗不仅不反对劳作，甚至提倡劳作。唐代高僧怀海大师制定的“百丈清规”中即“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规定，因此，禅宗在中国历史上生命力持久，就可以理解了。同时，从这个角度上看，禅宗的产生对于化解佛教教难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